珍贵图片,珍贵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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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瑙的好坏与值钱主要是看颜色，颜色以明快鲜艳纯正为好，几种颜色混在一起发生灰紫、灰褐、昔萦色则不好。纯无色、青灰色的玛瑙不能直接使用。在颜色中以红色、缠丝红、大红、桔红为上色，暗红、紫红为下色。有的料在块体中是暗红色，但做出产品是鲜红色，要认真识别。绿中的葱芯绿、艳绿为上色，暗绿为下色。蓝中的宝石蓝、紫罗蓝为上色，普蓝为下色。玛瑙中有两种以上的颜色为上等料，多则有五个以上色相或者色调的不同。玛瑙中的黑不是脏色，黑色相间显得格外醒目。缠丝玛瑙有缠丝漂亮的。也有一般的，尤其灰暗、色调不醒目的不好。

珍贵影像

2019年3月，央视播出了纪录片《从<中国>到中国》。

片子几乎零宣传，却收获很大反响，在网络上自动发酵，豆瓣评分8.1。

《从<中国>到中国》以上个世纪70年代外国导演来中国拍的四部纪录片为起点，重新寻访当年片中出现过的人和事，做一个今昔对比，展现40年来中国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朱允《从<中国>到中国》的制作团队都是90后，我们采访了总导演朱允，她是一名28岁的北京女孩。

“在这部片子里，变化才是主人公。

很幸运，那些大师纪录了我们的父辈与祖辈平凡的生活，想当年，这几部纪录片因其真实、高冷，我们的父辈与祖辈漠视甚至反感它们，但其温度却奇妙地传递到了今天，给我们以力量，希望我们这个片子也能传递到将来的某一天。

一部是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一部是来自法国的伊文思罗丽丹夫妇拍摄的《愚公移山》，一部是日本人拍摄的《上海新风》，还有一部是记录美国著名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首次访华之旅的《从毛泽东到莫扎特》。

这四部纪录片，导演基本上都是我们当年高山仰止的大师。

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和费里尼齐名，是20世纪最伟大的电影导演之一。

拍《愚公移山》的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片之父”，抗战时期就来中国拍了抗战纪录片《四万万人民》，1956年又被聘为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顾问，可以说是新中国新闻纪录电影的奠基人和开创者。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

《中国》里边骑车边打太极的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国还没有完全改革开放，外国人很难走进来。

这个国家的内部情况如何，是不太为世人所知的。

这几位非常先锋的导演带着勇气，突破重围来到中国，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珍贵影像。

他们都来自当时世界上比较发达的国家：意大利、法国、日本、美国。

在他们眼里，中国是一个神秘又庞大的发展中的文化体。

在来中国之前，他们对中国都已经有不同程度的认知，有的人甚至长久以来心怀向往。

当然，其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误读。

2018年，我们开始做这个片子，距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正好四十年。

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回顾当年这几部珍贵的纪录片，也试图去讲一讲这四十年的变化。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寻访人，大卫·斯特恩对应每一位导演的片子，我们都找到了一位来自同一个国家的寻访人。

有些寻访人的身份很特殊，比如寻访日本导演牛山纯一的《上海新风》时，我们邀请了牛山纯一的儿子牛山徹也，他同样也是纪录片导演。

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寻访人，就是过去那位导演的再一次投影。

我们跟随这些寻访人去找到当年在纪录片里曾经出现过的关键人物，看看他们现在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借助寻访人的眼睛，来看看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我们的初衷就是要做一个今昔对比。

因为起点是安东尼奥尼那时的《中国》，终点是记录现在的中国，所以我就想到了《从<中国>到中国》这个题目。

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拍摄现场从前被认为是“不好的东西”，现在“随便拍”！这四部纪录片里，最有名的应该就是安东尼奥尼的《中国》（1973）了。

这部片子其实只拍了22天，从北京到河南、苏州、南京再到上海，整个拍摄团队都是安东尼奥尼从意大利带来的，影片素材最后也是拿回意大利剪辑完成。

成片时长近4个小时，分为上、中、下三集，剪好后首先在罗马进行了首映，在西方引起巨大轰动，之后又在威尼斯进行了公映。

《中国》里的面店主任欧阳娟娟，25岁《从<中国>到中国》欧阳娟娟，72岁这部片子保存下了1972年的中国的珍贵视觉形象。

安东尼奥尼拍下了那个时候普通中国人的样貌——赶集的人，谈恋爱的人，生产的人。

在他的镜头里，从外滩饭店望过去，黄浦江对岸还是一马平川。

这是安东尼奥尼首次尝试拍摄电视纪录片。

当时，封锁了二十多年的新中国刚刚打开国门，和加拿大、意大利等西方发达国家建交，尼克松、基辛格相继访华，中美邦交正常化，中国在联合国也恢复了合法地位。

1972年，周总理在接见意大利贸易部的代表时，提出是不是有可能两国合作，拍一个纪录片。

《从<中国>到中国》在意大利采访恩丽卡这个项目交给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

当时安东尼奥尼手头已经有了新的电影剧本，但是他非常激动，立刻停下电影拍摄的工作，马上攒了一个团队，带着所有的机器设备，来到中国。

他一直对中国很好奇，觉得中医、针灸等等很神奇。

我们去意大利，寻访安东尼奥尼的夫人，也是《中国》的导演助理恩丽卡，在安东尼奥尼的家中，看到书架上还放着中国的哲学著作，比如《易经》。

当年，中国人对他们的期待是非常高的，接待的规格也是非常高的，为他们做了详细的拍摄规划，派专业的人、车陪同跟随。

然而，中方很快就发现安东尼奥尼总是喜欢拍摄“不好的东西”，比如赤贫的农民，缠小脚的妇女，捡垃圾的人等等。

《中国》里的南京长江大桥寻访人老高坐渡轮看南京长江大桥在《中国》中一共有20分钟的南京镜头，其中近8分钟记录了当时南京五老村地区的幼儿园。

安东尼奥尼在这个幼儿园停留了两天，第一天园方尽力配合了安东尼奥尼的拍摄，但是当他们发现安东尼奥尼喜欢拍摄“不好的东西”，比如幼儿园的厕所时，就不再搭理他。

1973年，《中国》面世以后，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官方定性这部片子为“反华”影片，认为其有着“恶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并且掀起了全民大批判，比如南京长江大桥被指责拍得歪歪斜斜，不雄伟端正。

其实，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机会看到影片。

直到将近30年后，2004年，安东尼奥尼的一个朋友把片子拿到北京电影学院做了一次低调的首映，这是《中国》在国内的第一次公开放映。

之后慢慢地，这个片子在公开场合不再避讳被提及，等到《从<中国>到中国》在央视播出，这个片子也算是正式解禁了。

70年代深圳罗湖口岸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至今可能还停留在安东尼奥尼的《中国》上，可是等他们亲自来到中国，才发现根本就不一样了。

片中的北京国棉三厂，现在变成了莱锦文化创意园。

这也是首都的一个发展方向，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安东尼奥尼当年入关的深圳罗湖口岸，曾经是一片荒芜，现在全部是高楼大厦了。

在南京的那个幼儿园，我们找到了一位如今已经退休的老师，她对安东尼奥尼印象深刻，“他就一直盯着我们的马桶拍”。

今天再提起同样的问题，她干脆利落地说：“现在嘛，随便拍！”应该说，这是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带来的人们观察世界的视角不同。

我们在当下所做的寻访记录，可能没有安东尼奥尼当年那么伟大。

但我们的记录本身，其实已经能够反映中国的一个变化了。

我们眼中不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世界，而是变得更加开放、多元。

大提琴家王健今昔对比 音乐折射出的四十年变迁 寻访《从毛泽东到莫扎特》时，我们请到了当初这部纪录片的主人公，小提琴家艾萨克·斯特恩的儿子大卫·斯特恩，他选择了和父亲一样的职业。

这部电影记录的是1979年6月小提琴大师艾萨克·斯特恩的访华行程。

在三个星期的时间里，他举行音乐会、讲座，给中国学生即兴示范。

艾萨克·斯特恩是十年动乱之后第一位进入中国的西方音乐家，片子由他自费筹划。

大卫回忆，拍这个片子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决定，“是在餐桌上决定的，我母亲提出了这个想法，遭到了我们兄弟姐妹的反对，认为没有人要看这样的电影。

最后我们全家在餐桌上投票表决。

一些未经计划的美妙事情发生了。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艾萨克·斯特恩片子以一个美国人的视角，记录了1979年刚结束封闭状态的中国：狭窄破旧的街道，滚滚的自行车洪流，城市里简衣朴装的民众，乡村里光膀赤脚的农民，杂技和曲艺，武术和乒乓，长城和桂林山水，中国人的热情和开始恢复生气的氛围……艾萨克来到中国的时候，中国的音乐学院的小提琴专业已经停止招生10年了，正准备恢复并扩招。

斯特恩听了一批年轻学生的演奏并进行了指点。

一名年纪最小的女生为斯特恩奏起了塔蒂尼的G小调奏鸣曲。

她怯怯地开始，斯特恩在她拉到第二句时喊停，鼓励她先把开头唱一遍。

之后，“再拉一次，就像你唱歌一样。

”斯特恩教中国学生们怎么通过演奏表达自己。

他说，音乐是有感情的，去展现自己，突破人与人之间的一致性，表达自己的个性。

那个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这是很开脑洞的一种提法。

1981年《多伦多星报》报道《从毛泽东到莫扎特》当年给斯特恩拉过琴的一批学生，后来都成为古典音乐的人才。

拉G小调奏鸣曲的何红英，后来在香港地区创有自己的乐团，同时是香港演艺学院大学部的老师。

拉大提琴的王健，当时是10岁的小学生，现在已经成为中国最知名的大提琴家之一。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这个片名，也可以理解为“毛泽东”代表东方，“莫扎特”代表西方，中国人通过音乐，从东方走向西方，走向世界。

大卫·斯特恩以父亲名字举办的国际小提琴比赛1979年，大卫·斯特恩跟着父亲一起来到中国时是一个16岁的男孩，如今，他已经是世界知名的一位指挥。

2018年，我们筹拍这部片子的时候，他正好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要在中国举办第二届艾萨克·斯特恩杯小提琴国际比赛。

他很愿意参与我们这个纪录片。

大卫•斯特恩先生跟我们说，像艾萨克•斯特恩杯小提琴国际比赛这种量级的比赛，现在只有中国能办得起来，因为中国的受众群开始变多，中国的年轻一代对西方古典音乐充满热情，就连一个小城也有自己的音乐厅。

有一次在比赛之前，他指挥了一场音乐会。

那场音乐会的曲目相当高深，需要有一定的修养才能够欣赏。

他竟然看到了音乐会坐位满席，在座的很多都是年轻人。

他觉得很神奇，这种场景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是难以看见的，中国的音乐环境现在已经比国际好了。

但他同时也怀疑说，这么多学生竞相地考级、比赛，他们真的知道西方的音乐在表达什么吗？所以，这一次，在我们的镜头下，他不仅重走了父亲当年走过的路，并且我们带他去了更远的地方——山西、内蒙古，去看看中国本土的音乐和文化是什么样子。

大卫·斯特恩在尧庙我们带他去了尧庙，去找了中国的马头琴音乐家齐·宝力高。

他用这种方式保存自己民族的音乐遗产。

宝力高跟大卫·斯特恩彼此语言不通，但是相互之间非常能够理解。

大卫告诉我们，他的父亲艾萨克曾经教育他：我们是一个来自犹太的家庭，犹太人为什么要学习音乐？是因为要让世界认知到犹太人的身份，音乐是他们表达自己身份和情感价值的一个方法，一个工具。

中国人其实也是同样。

我们的音乐一方面要同世界接轨，一方面也要保持自己的身份价值。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翻译吕宛如 打捞“中国的温度” 我们这个片子拍起来最困难的一个部分，就是找到当年片子里的当事人，再去拍他们现在的状况。

40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片子里曾经出现过的年轻人可能还在世，老人就大都去世了。

《从毛泽东到莫扎特》那一集，我们通过片尾的致谢名单，找到了当年给斯特恩一家当翻译的那位女士，名叫吕宛如。

他觉得她的声音对他来说，就是中国的温度。

大卫·斯特恩和吕宛如近40年后重逢当年，她和斯特恩一家成了好朋友，离开中国之后，斯特恩一家还给她写信。

大卫来北京中山音乐厅举行音乐会的时候，我们请吕宛如女士也到场，他们两个可谓是世纪重逢。

吕宛如女士已经80多岁，家里摆着莫扎特的像，还有钢琴。

她其实是从事翻译工作，也是因为那个片子的影响，萌发了学习弹钢琴的念头。

《上海新风》剧照我们找到的大部分人都很热情，带我们回忆过去的情景。

可是，我们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上海新风》的导演牛山纯一的儿子牛山徹也时，他却一口回绝了我们的邀约。

《上海新风》拍摄的时候，中国和日本还没有正式建交。

片子拍的是上海弄堂里的普通人，1978年底在日本放映的时候，引起很大轰动，是日本人第一次看到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日本人对自己的个人生活比较保留，我们查了很多资料，也找不到牛山纯一的家庭信息。

直到无意中在书店里碰到一本书，里面写了牛山纯一的生平故事，提到他的儿子在NHK工作，也是一个纪录片人。

他和他父亲不同之处在于，他父亲的兴趣是拍人，他的兴趣是拍动物。

他的工作日程特别忙。

我们给他发了无数封邮件，说服他抽空来上海拍摄，重新看看他父亲当初拍过的那些地方。

他终于同意了，来上海呆了三天，中间还有一天碰巧是他的生日。

牛山纯一导演牛山徹也在上海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父亲是一个工作狂，天天在外面拍摄，不怎么回家，他小时候对父亲多少是有些误解的。

但是父亲每次从国外回来，在饭桌上分享一些好玩的故事，也成为他走上纪录片导演之路的契机。

牛山纯一记录了1970年代中国人谈恋爱的影像。

在同样一片区域，牛山徹也遇见了相亲角现场，看到父母把子女信息写在卡片上，热烈交流，他觉得特别神奇。

最后告别的时候，我们一起喝酒，他才表达说自己很感念，终究完成了这部片子，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圆满，也让他对父亲的误解得到了解答。

伊文思&罗丽丹夫妇没有拍到《愚公移山》的导演伊文思的妻子罗丽丹，是我们这个片子最大的遗憾。

陆颂和曾经为鲁迅夫人许广平工作过。

因为《愚公移山》这部纪录片，她和罗丽在一起相处有4年时间，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

翻译陆颂和（右）和伊文思剧组的领队、摄影师2018年5月，陆颂和以及曾经伊文思剧组的领队、摄影师，被我们邀请到了一起。

陆颂和告诉我，伊文思是一个很随和的人，而罗丽丹却十分严厉，与她相处一定要非常“小心”。

但是罗丽丹心地善良，无论走到哪，当地的孩子总是喜欢拉着她的手。

我把他们重逢的照片和几段视频发给罗丽丹。

我不知道远在巴黎的罗丽丹是怎样被感动了，几分钟之内她给我发来了三封邮件。

很快，我们约好，2018年9月，等她忙完手中的工作，她会在巴黎的家中等着我们。

去巴黎之前，我一直不断给她写信，把寻访过程拍到的对比照片发给她看。

她也会很关心地问我影片的进展如何，似乎拍这部片子也成了她本人的一个心愿。

然而就在我们准备去巴黎采访她时，2018年9月19日一早收到信息，Marceline Loridan est morte hier …”（玛瑟琳•罗丽丹昨晚去世了……）我们有太多的问题想问，最后她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她就离开了。

但是她已经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与这部纪录片在一起了。

《从<中国>到中国》采访 冷酒和父亲的话，以后才会起作用 我们的团队出奇地年轻，平均年龄二十四五岁。

我是1991年出生的，算是年龄最大的成员之一。

大家第一次尝试这种比较宏大的题材，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其实只经历了后半部分。

这四部纪录片的内容，其实是我们完全陌生的，有一些片子本身也曾经备受争议，怎么去读解这段历史，成了我们面对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事情的意义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处境。

《愚公移山》中的杂技艺人和现在的艺人《愚公移山》也许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为了拍这部片子，伊文思夫妇俩花了5年时间，踏遍了大半个中国。

片子长达12个小时，分为12集，按照当时流行的“工农商学兵”的分类法，记录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片子在拍摄的时候，中国还处于政治运动的年代。

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制作周期，等到片子拍完播出的时候，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

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人们的心理也发生变化，社会发生了改变。

中国不希望以当年的样貌去呈现自己，这就造成了这部片子不知道该如何去评判。

《愚公移山》中的妇女船队我们现在再看这部纪录片，觉得记录下的很多故事都非常有意思。

比如伊文思拍到了一个岛叫大鱼岛，有一个妇女船队。

本来渔民中间流传一种迷信，女人不能上船出海，否则会带来厄运。

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相信妇女能顶半边天，于是就诞生了唯一的一支妇女船队，之后直到现在，都再没有了。

那个年代，也许是中国男女关系最平等的一个年代。

那些妇女船员，对当年的生活非常怀念，虽然物质条件非常艰苦，但是每天都带着“我能”的心态去努力，精神世界非常的快乐充实。

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东西不一定是直线前进，也有往回走的，历史是螺旋形发展的。

爷爷和郎佳子彧的手寻访《愚公移山》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其中一个手工艺人的后代。

他们家三代都捏面人，叫“面人郎”。

我们拍到的郎佳子彧是第三代，1995年出生。

《愚公移山》拍到的是他的爷爷。

他在爷爷去世之后才出生，是从这部纪录片里才第一次看到自己爷爷的影像。

当时他哭了，非常感动。

郎佳子彧大学学的是传播，现在，他在雍和宫附近有一个自己的面人工作室，平时也会参加一些活动和演讲，想让更多人了解这一工艺。

他从来没有出过国，但是英文很好，语言积累都是在学校完成的。

我们这一集的寻访人是法国人，两个人讲英文，越说越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达到一个怎样的优秀程度。

《上海新风》中鲁美玲和两个孩子，孙震宇、孙雯姬《从<中国>到中国》鲁美玲和孙震宇、孙雯姬拍完这部片子，我感到最大的收获就是对当年这几部纪录片的重新审视，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了怎样的力量。

它们曾经被我们漠视、排斥，或者被我们遗忘，但是其温度仍旧越过重重障碍奇妙地传递了下来。

日本人有一句谚语，“冷酒和父亲的话，以后才会起作用”，不知道我们拍的这部片子，是不是也能成为一瓶冷酒。

回顾过去，我感到，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个从高到低，或从低到高的层面去递进的，而是一种匀速全部到达的状态。

每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可能不同，条件也不同，但他们的心态和感受都是相似的，都让你感到一种温暖、开放。

其实人和人的区别是不大的，大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是相似的，我们都是在努力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