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与哈耶克,中国实行的是凯恩斯主义吗

凯恩斯与哈耶克

经济学四大泰斗分别是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和卡尔·马克思。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提出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李嘉图是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提出了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穆勒强调政治哲学、福利和分配问题，提出了经济学的限制主义。马克思则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将经济学置于全球历史和政治背景之中，批判了自由市场经济。这四位经济学家的学说和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深远，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实行的是凯恩斯主义吗

中国有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股市火旺，实体疲软，这是中国当前资本市场与现实经济的真实写照。

有人说，中国在走美国QE刺激道路，最终资本市场将救助产业复苏；亦有观点认为，中国有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甚至与日本当年颇为相似。

对此前海传媒就国内货币政策等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张超以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学者张家瑞。

希望从两位学者不同的视野观照，有助于我们厘清其间迷雾。

前海传媒:今年以来，货币政策接连开闸，市场甚至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全面宽松?您对此是否认同?张超:我们认为目前的货币政策并不属于全面宽松。

货币政策的连续开闸是应对我国经济超预期下行，属于应急措施，而且我国经济下行不是周期性问题，而是长期的潜在增长率水平下滑的经济结构问题，央行很清楚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加大宽松不仅对实体经济没有太大的作用，反而可能进一步扭曲经济结构。

张家瑞:通过观察央行上半年几次货币政策调整，除了4月份的降准超出预期外，其余都在预期当中，而且全为非对称操作。

换句话说，央行是将对经济症结隐含于货币政策调整当中，不能简单地认地为央行调整货币政策为全面放松货币政策。

当前货币政策效果如何，相信央行心知肚明。

货币政策连连开闸，是因为央行的政策制定不得不考虑各种因素。

前海传媒:不过，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一直备受诟病，甚至政治局会议上也提到了这一点，如何能让资金真正往实体产业上倾斜?张超:让资金往实体产业上倾斜，这不是央行或者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政策能够控制的。

实体经济中，已经存在严重问题的企业需要转型，例如资产负债率过高的企业需要降杠杆，产能严重过剩的行业需要调整结构。

这些问题企业在重获健康之前，资金是不太敢去的。

由于这些企业和我国最主要的信贷提供者——商业银行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商业银行在提供融资方面会更加谨慎。

政府和央行能够做的是进一步改革金融市场，促进更多的融资渠道和多元化的融资方式的发展，例如VC、PE、债券融资等。

我们认为央行前段时间放开债券上市审批便是一项有益的改革。

前海传媒:早些年货币政策开闸，超高了房地产，现在股市又飞起来了，您怎么看货币政策对虚拟经济产生的影响?这是否会形成泡沫?张家瑞:当实体经济处于疲软的时候，特别是疲软的原因是实体经济的资产负债表失衡，理性的资金当然不会继续往实体经济流入。

谁愿意把钱借给已经资不抵债的企业呢?而另一方面，当前我国股市收益率很高，这自然吸引了大量资金的流入。

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的确给股市的持续火爆提供了资金支持。

至于我国股市是否已经形成泡沫，目前任何判断都略显武断。

什么是泡沫?基本面支持不了的价格叫泡沫。

那中国的股市有什么基本面?企业成长还是分红?中国的股票什么时候是根据基本面来定价的?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不久的2006年，很多研究者(包括美联储自己的报告)仍然认为美国房价有基本面的支撑。

我们只能说，在获取资金成本极度低下的情况下，投资者会忽略投资风险而追求高收益。

股市是不是泡沫，只有泡沫破的那天才知道。

但是宽松的货币环境持续时间越长，泡沫破灭带来的损失越大。

前海传媒:如果从本轮金融危机的角度来看，美国似乎经过多轮QE好了一些，但日本、欧洲以及中国等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而到目前为止，凯恩斯主义依然被全球追捧，您怎么看美国表面能成功，而其他国家却陷入货币泥潭?张超:美国经济在危机后能够迅速恢复(尽管也用了六、七年)，根本原因不是因为美联储QE，而是因为美国家庭部门和银行部门非常痛苦但却十分迅速的去杠杆。

这或许是因为美国的资本是冷冰冰的。

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家庭部门无法偿还债务，那就破产清算，卖房走人；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巨额亏损，资不抵债，那就拍卖资产，关门倒闭。

危机过后大概5年时间，美国的资产负债表修复到2001年之前的水平，这才使得美国经济开始新的投、融资复苏。

张家瑞:而美联储的QE，如果说它起到作用的话，那就是避免美国金融系统的完全崩塌。

这是美联储吸收了1930年代错误的紧缩政策使得原本正常的金融市场调整演变成大萧条的教训。

而这次QE的实际效果，是美国商业银行现金资产大幅度上升。

QE一轮，商业银行囤积现金就增加一轮。

在交易对手风险很高，实体经济资产负债表没有修复之前，银行宁愿将资金屯在自家后院，也不愿意拆借出去。

所以，美国经济的复苏根本不是什么凯恩斯主义的胜利。

而日本、欧洲以及当前的中国宽松政策没有取得什么效果，这本来就是预期内的。

一样的道理，中国问题前面已经讲过多次。

欧洲的资产负债表失衡和美国危机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欧洲的去杠杆历程却相当缓慢。

福利国家不愿意削减自己的债务和财政开支，那任凭欧洲央行如何宽松货币，甚至执行负利率，这些资金也不会流向实体经济。

日本的问题更为复杂，但是和我国有相似之处。

日本80年代的增长不过是其传统制造业最后的辉煌。

到了90年代，日本的制造业生产率已经严重下滑，而创新动力在日本的经济体制以及文化体制下得不到发展。

日本政府和央行连续的刺激拖延了日本制造业的转型，降低了企业转型的动力，我们认为这是日本“失去二十年”最根本的原因。

张超: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中枢——商业银行已经有了明显的惜贷行为。

商业银行并非没有资金，而是不愿意放款。

要打通货币政策传导的问题需要解决银行惜贷瓶颈，直接的解决办法有两个:一是经济结构成功转型，企业投资前景恢复。

而要增加银行风险偏好，最直接的方法就是降低银行获取资金的成本。

但并不是成本降低了就一定能增加风险偏好。

就像美国一样，经历了几轮QE，资金成为几乎为0，但除了资本市场风险偏好提高以外，实体经济的风险偏好并未实质性扭转。

归根结底，修复经济结构才是吸引资金回流的最有效方法。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问题不是货币问题，而是信用问题。

现在与其寄托货币大放水，不如思考如何提高经济的信用创造能力。

如果想让资金真正回流实体经济，就必须突破信用创造的瓶颈。

前海传媒:具体到中国，在国企改革产能过剩不得到清理的情况下，很难控制货币逐利的流向问题，似乎刺激效果维持的周期越来越短，是否说明这种刺激效果逐渐陷入到“流动性”陷阱中?张超: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新常态，而伴随着的是我国的货币环境也进入了新常态。

虽然长期以来投资在我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我国的投资边际收益率已经逐渐下滑，”新增GDP/固定资产投资”显示当前我国投资的效率已经非常低了。

2014年，”新增GDP/固定资产投资”已经低于0.1，也就是说，每10块钱的投资不足以带来1块钱的GDP增加。

因此，降息或者降准对经济的刺激效果已经下降。

如果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效率和创新，我国即便进一步放松银根，对经济的刺激效果也不会明显，甚至有落入流动性陷阱的可能。

前段时前有商业银行主动要求央行正回购，因为自己钱太多，无风险利率太低，央行弄个正回购还能挽回点利率损失。

这似乎有点“流动性陷阱”的特点了。

前海传媒:在资本账户开放当面，前海和上海自贸区应该说在全国走到前列，您怎么看这两者的分工?张超:自贸区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促进贸易的发展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

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下，自贸区承载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便是担当金融市场改革试验田。

这和当初改革开放设立经济特区还是有重要的不同。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我们发现人民币国际化目前遇到的最大障碍并不是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规模不足，也并不是离岸人民币市场不够(我们已经做到7*24)，而是人民币业务成本仍然较高。

这主要体现在时间成本上。

自贸区要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试验田任务，更重要的课题是如何降低人民币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而这需要配合更多的改革。

张家瑞:深圳是我国改革的发源地，城市蕴含着“改革”的基因。

而前海是特区中的特区，面向港澳背靠大陆，无论是传统的商业贸易还是金融市场，都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而今年又是人民币国际化非常重要的一年，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或在年内实现，前海特区应该发挥更为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有数据显示，年5月15日，进驻前海的企业已经有29613家，累计注册资本17737亿元，其中金融企业16383家。

但目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和矛盾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复杂，改革的难度也非常大。

中央政府在前海特区外有设立了多个自贸区，但金融改革与创新的重点依然侧重于前海，毕竟前海与香港有着特殊的区划优势。

在“政策关怀”+“区位优势”双利好的环境下，前海特区必定成为我国新一轮经济改革的先锋。

前海传媒:今年GDP增速是否有掉7的可能性?当下如何处理好稳增长与改革的平衡关系?有些人担心，如果把稳增长放首位，则会对改革有负面影响。

整体上您认为，未来几年中国是否有可能迈出“中等收入陷阱”?张超:中国经济连续30多年保持高速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释放的巨大生产效率。

我国目前经济增速下滑是结构性问题，并非周期性问题。

经济增速7%或者低于7%都是结构调整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数字不能说明我国经济有硬着陆的风险。

从另一方面看，政府如何处理稳增长与促改革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更多的是一个社会问题。

从目前已知的情况看，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政府逐渐停止向回报率过低或者没有回报的项目投资，逐渐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输血，打破债务的100%刚性兑付，政府动用国有资本偿还负债和去杠杆，税收制度改革(营改增)促进服务业发展，自由贸易区建立和人民币利率汇率市场化等等措施，显示了政府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努力。

随着改革开展和落实，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会伴随改革而逐步展现。

张家瑞:我们认为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且不论中国是否已经普遍实现中等收入，就算中国已是中等收入国家，改革创新的动力也不至于令中国滑入“陷阱”。

就目前看，中国的城镇化是普遍存在的客观需求，城镇化对经济的贡献是重要的和长期的，而且是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率稳步提升，从1978年的18%提高到当前的55%左右。

如果扣除进城不落户的农民工，城镇化率也在40%左右。

但是我国当前的城镇化率只相当于美国1920年代的水平，城镇化过程中释放的经济增长动力不容小视。

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高端服务业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服务业占我国GDP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前的不足20%已经提升到当前的40%左右。

服务业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而这个行业又是需要不断创新和提高效率的行业。

事实证明，经济越发达，服务业所占GDP比重越高。

美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已经超过80%，印度也已经超过50%。

我国在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服务业方面也是空间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