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酒驾驶处罚,关于醉驾的最新处罚驾的处罚规定

关于醉驾的最新处罚驾的处罚规定

为进一步统一执法司法标准，严格规范、依法办理醉驾案件，12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该《意见》将于今年12月28日起施行。

《意见》规定了因酒驾、醉驾曾受过处罚等15种从重情节，规定了一般不适用缓刑的10种情形，对存在发生交通事故、行为危险性大以及主观恶性深等情形的，从重处理；对醉驾同时构成交通肇事罪等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犯罪定罪并从严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醉驾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定罪免刑；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当前我国社会治安总体良好，同时犯罪态势和犯罪结构正在经历重大变化，以自然犯为主体的重罪案件数量和占比不断下降，以法定犯为主体的轻罪案件数量和占比大幅上升。

如何针对轻罪案件的不法属性、危害程度、发案规律和治理需求，建立健全轻罪治理机制，实现轻罪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是我国当下及今后一段时间面临的新挑战。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梁根林日前在署名文章《坚持严格依法办案、综合治理醉驾促进轻罪治理体系现代化》中表示。

《意见》明确，15种从重处理的情况包括，造成交通事故且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驾驶机动车从事客运活动且载有乘客的以及实施威胁、打击报复、引诱、贿买证人、鉴定人等人员或者毁灭、伪造证据等妨害司法行为的。

而自首、坦白、立功的，自愿认罪认罚，造成交通事故赔偿损失或者取得谅解等情况可从宽处理。

梁根林表示，宽严相济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意见》在醉驾案件办理的各个环节将这一政策要求一以贯之地加以执行，兼顾了事理、法理与情理，体现了办理醉驾案件该宽则宽的刑事政策要求，彰显了依法入罪、合理出罪的现代刑事司法理念，有助于克服机械执法和教条司法思维，缩小定罪打击面，消除刑罚副作用，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醉酒危险驾驶在我国刑事案件中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危险驾驶是我国法定刑最轻的犯罪，近年来发案量稳居榜首。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陈卫东在署名文章《规范证据收集，完善办理程序 提升醉驾案件办案质效》中表示。

陈卫东认为，《意见》完善了醉驾案件办理程序，同时有不少探索创新，对于高质效办理醉驾案件乃至完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在证据收集方面，《意见》按照一般应当收集的证据和确有必要收集的证据，细化、规范了醉驾案件证据收集要求。

如犯罪嫌疑人是否饮酒、驾驶机动车没有争议的，就无需收集同车人员、共同饮酒人员等人证言。

因特殊原因不能及时送检的，应当按照有关规范和技术标准保管检材并在五个工作日内送检。

这一规定既符合证据法的原理，也非常实事求是，能够避免因为一些轻微瑕疵而机械地排除定案关键证据，进而放纵犯罪的情况发生，有利于公正办理醉驾案件。

此外，《意见》还创新设置了公益服务考察机制。

陈卫东指出，近年来，不少地方办案机关在处理轻微犯罪过程中，通过自愿公益服务、公益补偿等方式修复被损害的法益或者考察行为人的认罪悔罪、认错悔过表现，这种处理更加人性化，符合现代恢复性司法理念，有助于减少对刑罚的片面依赖，有助于强化特殊预防效果。

“《意见》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作为犯罪处理，对情节轻微的可以作出相对不起诉处理，对于这部分醉驾行为人，法律给了当事人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同时再将行为人自愿接受安全驾驶教育、从事交通志愿服务、社区公益服务等情况作为作出上述相关处理的考量因素，有助于强化对被从宽处理人员的教育引导，防范行为人再次醉驾，一举多得、值得肯定。

”陈卫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