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第一课,凡老师教简谱视频第一课

凡老师教简谱视频第一课

汉族的古典音乐有五个音阶，即宫、商、角、徵、羽（《周礼·春官》），是为五音。

古人以汉字记谱，叫工尺谱。

五音工尺谱作上、尺、工（小工）、合（六）、四（工），相当于简谱的1、2、3、5、6。

宋末元初人张炎在《词源》一书中认为这几个音阶可由人的喉、鼻、齿、舌、唇等五个部位发出。

凡听羽，如鸣马在野。

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商，如离群羊。

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

”依据五行理论，五音还有许多匹配方法，从而形成了蔚为大观的中国古典音乐理论，包涉了天文、地理、社会伦理、医学、自然科学等方面，并由此生发出了中国特有的礼乐文化。

怎样确定这五音的音值呢？这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聪慧的中国人很早就开始探究这个问题了，并且很早就发现了这五个音符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并把这种关系称作“五度相生” ，依次为基础，发明了“三分损益法”来确定这五个音符。

《管子·地员篇》一书中就讲述了用“三分损益法”确定这五个音符的具体操作方法，这也是中国最古老的、最被公认的定调方式法。

“三分损益法”是一种给丝弦定调的方法。

西晋人荀勖又发明了管口校正法，这是此后中国传统乐队以管乐定调的理论基础，也是基本方法。

古人还发现五音中各相邻两音间的音程，除角和徵、羽和宫(高八度的宫)之间为小三度外，其余均为大二度。

等韵学研究发现，五声中发徵音的舌部有舌尖音和舌上音，这样徴音就有两种，其中一种为徴音低半音，就是所谓“半徵、半角”的“变徵”音，工尺谱记为“凡”，简谱记为“4”。

变徴实际是角音上方的二度音，古人称上方音为“清”，所以变徴也叫作“清角”。

在羽音跟宫音之间的小三度中，于高宫音下方小两度，就有了所谓的“变宫”，工尺谱记为“一”，简谱记为“7”。

古人认为变宫也可以牙部发声，跟角发音部位大体相同，所以古人也把变宫叫作变宫为角。

变徴，变宫合称“二变”，二变跟五音合在一起就是七音，古人称七音为雅乐。

大体而言，南中国音乐多为五音系统，北中国音乐多为七音系统。

这也是识读工尺谱时需要明白的一点，否则同样的曲谱就会有不同的识读，也因此中国戏曲音乐就呈现出了鲜明的地方文化的特色。

用“三分损益法”定调时，还可以把一个八度音程分成为十二分，音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种、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十二律又分为阴阳两类，凡属奇数的六种律称阳律，属偶数的六种律称阴律。

奇数各音称 “律”，偶数各音称“吕”，故十二律又简称“律吕”。

十二律吕中有五个整数，就是五音。

可以认为十二律吕是五音细分的结果。

本来人们以为十二律按照顺序可以完美循环，实际演奏中却发现不是如此，因为十二律吕并不是以整数生成，因此就出现了不能循环的死结，这就直接影响了变调、定调的准确性，也阻碍标准着乐器的制作。

为了解决这个困难，人们研究发现这需要解决一个高难度的数学问题，经过两千多年的努力的不断努力，明朝人朱载堉终于发现了十二律吕之间波长与弦长的正比例关系，这就给十二平均律的产生扫平了理论困难。

可惜朱载堉这一发现并没有及时推广开来。

古希腊人毕达哥拉斯也发现了“五度相生”现象，并且也会用“三分损益法”定调，只是困惑中国人几千年的问题，西方人也同样无法解决。

朱载堉之后不久，法国人马兰·梅森（法语：Pere Marin Mersenne）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是他正式提出了十二平均律理论。

而把十二平均律推广开来的最大功臣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德语：Johann Sebastian Ba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