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和周立波,马三立

马三立

相声这门艺术在新中国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而天津这座城市，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做出的贡献是独一无二的，这是每个天津人的自豪。

天津对新中国相声贡献最集中的体现，就是马三立的《买猴》。

马三立，王凤山。

天津70后一带熟悉的《买猴》主要是马老和王老搭档的版本传统的相声——曲艺行业所说的“传统”，就是指新中国成立之前——作品分为两类：一类是语言类的节目，代表性如《开粥场》《夸住宅》《报菜名》等等，通过表演者的语言来展示幽默，登台的演员只是一个故事的叙述者。

还有一类是表演性的节目，比如《黄鹤楼》《大保镖》等等，在这类节目中，登台的演员不再是自己，而是一个幽默可笑的人物，比如《黄鹤楼》中，逗哏的甲是一位自充京剧内行、不懂装懂的家伙。

《大保镖》中，逗哏的甲则是一位满口说大话、自充武功高手而实际上胆小懦弱的人。

这些人并不是演员本身，相声演员是通过对这个人物的展现，引发观众的笑。

当然这个过程中也有语言的功底，但表演是其核心。

《买猴》，从何迟的文本来看，其实是属于前者：逗哏的甲通过和捧哏的乙的聊天，向观众展示一个绰号“马大哈”的人由于不安心工作，粗心大意而导致叙述者“我”跑去东北买猴，闹出了一连串笑话的故事。

但这个文本本身是有问题的：叙述者“我”既然明知道马大哈“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之前闹出过一系列乱子和笑话，而且怀疑去东北买猴的通知是马大哈写的，为何依然要动身去买猴？这在逻辑上说不通。

《买猴》在完成后先由刘宝瑞先生在北京上演，反响平平。

刘宝瑞是和马三立同时代的大师级别的相声艺术家，他表演功力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出在作品的文本上。

但这些改动只是皮毛。

马三立真正对这段作品灵魂的改动，在于巧妙改变了故事的结构。

马三立并不是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来讲述马大哈的故事的，他口中的“我”，并不是马三立本人，而是一个具有鲜明天津地方特色的鲜活人物：好玩笑，好幽默，心直口快，但有时失之急躁。

也正是因为这种天津人特有的性格，才使得“我”在接到通知后马上动身去东北买猴，还对山村老乡大讲了一通买猴对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也才会在东北没买到猴之后，又跑去广州和四川，搜罗了五十多只猴；最后的那个“这要是买白熊香皂，我不得上北冰洋啦！”的包袱，也才能顺理成章，获得观众的笑声。

这种“不可靠的叙述者”的故事结构，最早在西方是阿加莎·克里斯蒂使用的，具体哪部作品记不住了：故事的叙述者本身就是凶手，他对案情的叙述，事实上包含着对读者的误导，读者跟随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进入了故事的迷宫。

马三立的《买猴》则将这种叙事结构引入了相声艺术之中——马老是不是读过阿加莎·克里斯蒂？本人没有考证过——将相声艺术中的表演和叙述结合起来，融为一体。

“我”叙述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表演的过程。

通过“我”的语言风格，在讽刺“马大哈”的同时，展示了一个有性格、有缺陷的小人物。

“我”和“马大哈”的结合，才实现了故事逻辑的合理性。

毫不夸张的说，是马三立的这一经典改动，才挽救了《买猴》的文本缺陷，也成就了《买猴》的经典地位。

相声大师张寿臣作为艺术家，马三立不是凭空生长出来的。

马三立及其开创的“马氏相声”是天津这座城市的曲艺土壤中，培养出的最茁壮、也最美丽的花朵。

特别重要的是，马三立相声艺术的成熟，主要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天津相声的顶峰，依然是自北京的张寿臣先生，天津人叫“寿爷”。

新中国的历史环境，特别是新中国天津的历史环境，成就了马三立，也成就了天津相声。

在马三立之后，相声这门起源于北京的艺术形式，才在天津达到了它的顶峰，最终促成了《纠纷》《不正之风》等根植于天津地方的经典相声作品。

新中国历史对于天津相声艺术的发展，是有着决定性作用的。